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制度选择

创新型国家建设由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基本层面构成,而制度层面可以相对区分为操作制度、战略制度和基本制度三个层次。制度选择是一个整体工程,不同的制度层次相互制约。但高层次的制度安排会在更大程度上制约甚至决定低层次的制度安排及其有效性。建设创新型国家亟需建立和完善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体系,需要保证对内对外尽可能开放的制度和贯彻自由竞争的原则。创新型国家建设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综合国力增强的重要保障,而且关系到国家整体文明水平的提升,关系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制度选择是我国目前建设创新型国家最为关键的环节,和谐竞争的制度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最佳选择。

构建和谐的“创新型国家”——从社会建构主义看

不同的发展观可能导致构建不同的“创新型国家”,也许是成为人民共享技术的和谐社会,也许是和谐社会的破坏因素——被“数字鸿沟”所分裂的“失乐园”。和谐的“创新型国家”是人的不同利益群体的“共建”。

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知识经济时代

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知识及其创新已被证明为决定经济成功并进而决定综合国力的最重要因素。一个国家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长久地保持优势,从根本上来说有赖于其科技进步的速度与自主创新的能力。因此,建设创新型国家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本质要求。作为一个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正面临重要战略机遇和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把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这一战略选择必将对于我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思考

本文以理性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哲学思考为线索,通过对制定技术创新战略基础的哲学反思,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不同国别的创新模式为中国创新道路提供可参考的依据,中国的技术创新战略应坚持整体性、自主性和人民性。

我国中部地区物流基础设施平台的发展研究

本文简要分析了中部地区及物流基础设施平台的基本情况,阐述了由物流量增长、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群形成所引起的对物流基础设施平台的需求,从而提出了在中部地区物流基础设施平台发展中应不断完善交通网络体系、提高运输企业活力、合理进行物流园区规划和建设、提高平台整体技术水平的对策。

我国中部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1978～2004年江西省的计量经济模型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我国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农民实际人均纯收入、小学毕业生升学率、城镇失业率、第一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和城镇化率等5个变量。实证分析结果揭示了要大力促进中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有效转移,就必须增加农民实际收入,重视农村教育,加快工业化进程,推进农村产业非农化,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构建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

中部地区成为中国制造业中心的探讨

中部地区在崛起进程中应加快制造业的发展,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工业基础比较雄厚的优势、以及有利的区位优势和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扩大和提高自己的制造业,成为中国制造业中心。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经济崛起。中部地区在大力发展制造业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处理好主导产业与一般产业的关系、传统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制造业与农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简介

生存论视域中实践活动的当代反思

当前,哲学界正经历一次生存论转向。生存论是关于人的生存样态的理论。它以人的现实生活为基点,探讨人与世界的关联性,引导人对自身的生存状态进行反思。生存论的诸多特点直接引发了对人的存在方式——实践的关注。当今强势推进的实践活动已导致了一系列生态危机的产生,并伴随着人类理性的沦丧和主体性的异化。因此,立足于生存论视域,反思实践活动及其结果,引入相应调适机制,有着极大的当代意蕴。

马克思节约创造价值论的当代意义

本文从节约创造价值本属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内涵,节约资源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循环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健康文明消费模式促进国民经济的节约发展与持续发展三方面入手,对“节约创造价值”作了论证。并对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如何在全社会的生产过程、消费过程厉行资源节约,作了阐述。

西方思想史中人的素质思想考察

西方思想史中人的素质思想十分丰富。古代思想家们重视人的自然性素质,近代西方哲学则注重从人的能力层面来研究人的素质问题;当代西方思想界对人的素质研究发生了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向,呈现出多学科实证的景观。

时间视域下的治疗哲学——斯多亚主义激情理论探究

治疗哲学的最初完整形态当属希腊化—罗马时期的哲学,斯多亚主义哲学作为其中一典型性代表,更是将其哲学视为一种治疗术。在他们看来,哲学治疗的最终目的(telos)是让人免除激情,最终达到不动心状态(apatheia)。在时间视域下考察,斯多亚主义正是通过将“现在”界定为一个“时间段”,从而将激情的治疗与认识和判断的治疗结合在一起,最终达成其哲学治疗的目的。

“合力”:古希腊理论形态美学思想产生的根基——对仅从文学艺术探寻原因的质疑与辨析

长期以来,美学家们总是执着于从古希腊的文学艺术和文化土壤中去寻找古希腊社会产生理论形态美学思想的原因,这固然有必要,却很不够。要探讨其形成的真正原因,我们必须跳出文学、艺术、文化的小圈子,把学术视野放宽到古希腊的社会实践中去,因为古希腊理论形态美学思想之所以形成,首先在于古希腊社会实践的需要;而这些系统的美学理论在当时是针对宗教祭祀、政治宣教等社会重要的功利活动而发的,决不是后人所谓的单纯针对艺术问题而言的。本文对仅从文学艺术探寻原因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和辨析,认为古希腊之所以会产生理论形态的美学思想,与古希腊社会的民主制奴隶制、以商贸活动为核心的经济样式以及古希腊人的主体能动性有关,正是这些“合力”,共同促成了古希腊系统的理论形态的美学思想的降生。

唐前和唐代诗歌中的女性“情”“性”状况及心理生理疾病探析

中国古代爱情诗歌中有一部分女性形象表现为患有心理生理疾病。《氓》可视为古代女性心理困扰的真实个案。焦母患有爱欲偏离的心理偏执症,并因此而导致家庭悲剧。魏晋女性在诗歌中直言“情”和“性”的愿望及神经官能症的痛楚。唐代反映妇女“情”“性”状态的诗词有道德化和“诗意化”的倾向,作品中女性的神经官能症症状在文人笔下成为美的意象。随着封建文化、文学的成熟与发展,大多数不年青貌美的妇女的情爱、性爱生活的真实状态在文学中逐渐缺席,即使《红楼梦》也没能超越这个中国文学独特的男性话语世界。

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孝文化传统看贾宝玉的结局

从《离魂记》到《牡丹亭》、《聊斋志异》都存在一个兼顾爱情与亲情的传统,《红楼梦》前八十回中贾宝玉也不完全否定这个传统,所以我们不宜再从反传统的角度出发对宝玉出家作太多毫无保留的、非理性的肯定。贾宝玉出家不完全是由于爱情的失意,他也没有完全断绝对家的感情。

论米歇尔·布托尔的小说叙述理论

米歇尔·布托尔的小说理论以小说与现实的“象征性”关系为立足点,以小说的艺术形式革新为核心内容,要求小说必须从叙述结构、叙述人称、叙述视角诸方面进行创新探索,充分调动读者的参与意识,以适应当代社会纷繁复杂的现实,表现一个与传统小说迥异的、在本质上更加客观真实的世界,具有很强的创新实验性质。

“知”“感”互彰——霍克斯版《红楼梦》回目英译的审美特色分析

中国古典小说的回目是介于诗文之间的对句形式。本文借用文学理论的两个概念“知”和“感”,分析了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回目在这两个层面上的移译,并试图揭示译文和原文差距之处的语言文化背景。

论书院教育与宋末元初江南地区的抗元斗争

宋末士风不振,但在江南抗元斗争中产生的忠义之士却超越前代。这与南宋的书院教育有关系。南宋书院勃兴,教育士子要立志成圣成贤;强调“为己之学”,注重道德培养,尤其突出“忠节”教育;强调践履躬行,反对空谈,使书院教育出来的士子勇于投身抗元斗争,面对困境能够从容淡定,百折不回,甚至舍身取义。宋末元初江南地区的抗元斗争之所以波澜壮阔而异常悲烈,从某种角度看,与书院教育不无关系。

抗战以前广东与赣南钨业的开发

赣南钨业的发展与广东的关系非常密切。广东人既是赣南钨矿的重要发现者,又是赣南钨业开发的积极参与者。在赣砂外运方面,广东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利用粤军参加“围剿”江西红军的机会,广东还得以长期控制赣南钨业。赣南钨业与广东的密切关系主要是由两省(地)之间密切的地缘与亲缘关系及较强的经济互补性所决定的,对促进赣南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贝部例字考释与古代货币演变轨迹

作为汉民族先民货币的代表物“贝”,及其以之为字根构成的繁衍字承载了古代货币文化;“贝”、“布”、“泉”、“钱”的演变历程则深刻体现了古代货币的发展史。

廉政文化建设的民俗思考

廉政文化建设是我党长抓不懈的工作,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也可看作廉政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民俗文化与廉政文化建设之间有着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到的密切关系。民俗中的乡规民约、行业规范、家风家训、交际习俗以及民间文艺等无不对为官作风、执政水平及管理能力等有着不同程度的规范、训诫、监督等积极作用。

论知识社会结构

本文运用系统方法尝试对知识社会结构作了一般性的概括。它在对构成该社会结构的三个基本要素,即物质、精神和政治主要特点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指出知识社会是一个全面开放、动态互补和融合发展的新社会形态,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实现了伟大的跨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博弈均衡及其对我国行政管理的启示

从非合作博弈的两个主要研究角度看,博弈可分为四种类型。四种类型的博弈相互联结,就有四种博弈均衡,即纳什均衡、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贝叶斯纳什均衡和完美贝叶斯纳什均衡。它们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应用为我国行政管理提供了启示。

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哲学思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更是根据世界和中国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它体现着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点;体现着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体现着辩证唯物主义物质和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

论我国多民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要件

民族和睦是我们这样由众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块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打击民族分裂势力、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巩固民族和睦、创造社会和谐的政治前提。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实现永久民族和睦的经济保障。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强化民族凝聚力,是巩固民族和睦的重要心理条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利益均衡机制

社会转型时期的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变化,带来利益的冲突与矛盾。利益均衡是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和谐的本质在于化解矛盾与冲突。利益均衡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完善利益均衡机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构建和谐社会中预防职务犯罪之探讨——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视角

职务犯罪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严重障碍。我国加大了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与此同时,更应加强对职务犯罪的预防,从源头上遏制职务犯罪。本文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角度,探寻遏制职务犯罪的对策,构建预防职务犯罪之机制。

人伦之道及其内外和谐

儒家追求的是日用之道,认为人类生活的道德理想存在于人伦关系之中。经过先秦及秦汉儒家的长期努力,他们逐步提炼出以“三个一体”、“五伦”或“纲纪”为核心的伦理思想,此即人伦之道。个人处在人伦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礼制的要求存在着名分上的差别,同时儒家的理想生活是其全部社会组织皆有礼有乐,要在差别秩序中实现和谐,而实现和谐人伦关系的重要保障是个人身心的内在和谐。

生命伦理学及其哲学前提

当代生物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使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难题,并对传统的伦理观念提出了新挑战,这是生命伦理学产生的根本原因。生命伦理学并不在于为具体的问题提供标准的答案,或者提供判断、评价善恶的绝对标准。生命伦理学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只能是对这种标准的哲学思考。本文从生命伦理学基本内涵出发,在对目前生物医学技术发展若干重要问题的哲学反思的基础上,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哲学的角度阐明了解决当代生物医学技术发展前沿问题的对策和视角。

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人格境界及其现代启示

儒家伦理思想是德性伦理理论,人格境界理论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这种人格境界的理论在古代中国备受推崇,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样地,儒家的人格境界理论也能够在现代社会为公民道德建设发挥自己的功能。

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思考

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还充当了保障和提升社会公益的角色。而在不完全市场下,社会责任也是企业必然出现的一个“外部性”问题。因此,必须有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不进行管制,推进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

无形资产出资、公司治理结构与控制力博弈

相对于传统企业而言,包括专利、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版图设计等在内的知识产权是高新技术企业的核心资产。目前我国有关政策允许该类知识产权可以作为出资,尤其是新公司法颁布后,现金出资只要求不低于30%,给无形资产出资带来了很大的空间,但无形资产出资给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带来了较大的影响。本文从无形资产特性及出资特点、产权演变与公司治理结构、技术与资本的控制力博弈等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

试论宽带薪酬在我国企业的适用性问题

宽带薪酬是与现代企业组织结构扁平化和以能力、绩效导向管理模式相适应的一种新型薪酬结构。宽带薪酬打破了传统薪酬结构重视和强化的岗位等级制度,而突出员工的工作能力与绩效。但是,宽带薪酬并非能够适应所有企业而成为解决薪酬管理问题的万用灵药,因此,有必要分析和探讨宽带薪酬在我国企业的适用性问题。本文从宽带薪酬兴起的背景与原因、对宽带薪酬的适用性分析以及如何在实施中解决适用性问题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工业园区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研究

工业园区作为实现工业化、推进城市化的载体,在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工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概括总结了国内外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现状,提出了工业园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内涵,制定了指标体系设计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工业园区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并就指标体系运用中的有关问题作了阐述。

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机制探析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生产基地、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因资金投入不足而建设滞后,已成为在更高层次上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建立多元化农业产业化资金来源制度,高效的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制度和科学的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机制,是确保现阶段农业产业化主体资金需求和发展的重要途径。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结构和行为分析

我国有关寡头垄断市场的分析,一般都集中在电力业、通信业等。然而,房地产市场也是一种重要的寡头市场类型。本文提出了我国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区域性寡头垄断市场的论断,同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房地产企业的定产与定价策略,论证了我国房地产企业存在着合谋的强烈动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预防房地产企业合谋的相关建议。

“十一五”期间江西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研究

本文回顾了“十五”期间江西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状况,论述了江西房地产在“十一五”期间的发展前景和发展动力,进一步认为“稳定和谐、以人为本”是“十一五”期间江西房地产发展的关键,并提出了江西房地产在“十一五”期间应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

江西建筑业发展现状及调整对策分析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但我国各地建筑业发展水平差异非常大。本文从建筑产业资本结构、产业组织结构和企业经营战略三个方面,分析了江西建筑企业发展的现状、问题,并提出了调整对策。

从地方性知识角度看西方独特价值的普遍性叙事

当下西方“普世话语”因为已经远离其生发的特定历史环境而给人以形式上的抽象的普遍意义,但是只要我们将这些所谓普世话语还原到他产生的具体历史环境,并结合当下欧美以外的国度在推广西方政治经济制度造成的种种严重社会问题就足以证明,西方普世话语终究不过是地方性的、局域性的知识,是一种特定的价值选择。

跨文化对接:最佳关联转换的理论与实践

关联理论虽然主要是用来研究语用学的,但关联交际原则“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却从交际的角度为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交际,译者要传达原作者的交际意图,就必须找出原作品中的最佳关联性,并在译语作品中将其再现,以实现交际的成功。文章认为最佳关联转换应成为关联翻译的标准之一。

中西习语的文化差异及其交流融合

习语既是语言与文化的精华,又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中西习语多姿多彩,形象地反映了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其所蕴涵的文化内涵同少而异多。本文旨在从文化的视角,以相关的文化语言学、词汇学等学科的理论为指导,分析中西习语中相同的词语表达不同的语义和不同的习语形式表达相同的内涵,揭示习语所体现的民族文化特质,以及在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之间建立起对立性的关联,使人们更加准确、深刻地理解中西习语的文化涵义,促进跨文化的交流融合。

国际商务谈判中文化差异的影响及对策

文化在国际商务谈判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我国企业要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正确认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背景,从而制定出合理的谈判策略,争取谈判的成功。为此,本文拟通过对文化差异对国际商务谈判活动的影响的分析,指出文化在国际商务谈判活动中具有的重要意义并提出对策建议。

论公务员的忠实义务

公务员制度是近代国家建立以后所确立的重要公法制度。现代国家的二律背反是在公共管理是必要物的同时,公共管理人员又可能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障碍。因此,对公共管理人员进行严格的管理,赋予公共管理人员以更多的法定义务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关键。在国家以法定方式赋予公共管理人员的各种法定义务中,忠实义务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义务。忠实义务是公务员精神的核心,是公务员义务中最为本源的原生性义务,其他义务均由忠实义务派生。本文将从公务员忠实义务的法理根据,我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忠实义务的要求,公务员忠实义务与公务员精神培养三个方面对此展开学理、实证、构建三个层次的论证。

浅析经济法的价值本质及其法律特征

经济法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一个部门法,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取向。学者们对此也有众多不同的看法。笔者在对各学说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认为经济法是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价值本位的,带有明显社会性的,不属于公私法和狭义上社会法范畴的独立的新兴法律部门,其带有明显的经济本位和社会本位的法律特征。

证明责任与其功能

本文通过分析证明责任的独特功能在一定意义上论证证明责任的独立化必要性和事实上的可能性。这种研究的意义在于,证明责任的独立化(区别于提供证据的责任)不仅仅是一个概念的重新界定问题,更是一个对于民事证据制度部分重构和对某种民事诉讼理念进行审视的过程,这对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事证据立法应当说不无意义。

论犯罪竞合关系中的特别法与普通法

在犯罪竞合中,特别法有其存在的独立价值,起着普通法不可替代的作用。包容竞合情况下的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实际上是特殊情况下的重法优于轻法。但在我国刑法的某些具体规定中,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并没有体现出重法优于轻法,这是我国刑法某些条文的缺陷所致。

罪刑法定视野中情节犯之命运

情节犯作为我国刑法中特有的一种犯罪类型,因其立法表述上的“模糊性”而招致诸多批评。本文认为,无论从古典罪刑法定主义的人权保障精神,还是从现代罪刑法定主义的社会保护要求来看,情节犯与罪刑法定主义都不相违背。情节犯不仅不是对罪刑法定主义的冲击,恰恰相反,情节犯的存在正是对罪刑法定主义的正确诠释,并且情节犯的存在满足刑法谦抑性要求。

规范和保障:警察权的归位

警察权是国家执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警察权是把双刃剑,具有利害双重性。既要充分发挥警察权的预期效果,又要抑制警察权的负效应。对警察权的规范和保障是警察权正确行使的应有之义。

习惯国际法构成要素的法理学思考

在传统国际法领域,习惯国际法主要是一种描述性规则,因而对国际实践的要求比较严格,在司法中也主要依据相关国家的实践来鉴别。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国际法新领域的开辟,国家实践已经不足以作为判断习惯国际法的标准,而规范性要求具有重要意义,国家接收成为判断习惯法是否成立的主要因素。

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研究综述

学术界近期在有关“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体内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径选择、基本模式、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对国外新农村建设经验的借鉴利用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但相当一部分研究还停留于政策解读与经验总结的层面。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迫切需要通过研究者、决策者和实践者之间的交流、沟通与互动来加以深化与落实。

旅游开发与乡村社区经济

本文通过对不同区域的乡村经济收入状况的分析,揭示了传统农业的运作方式已经难以改变乡村地区面貌,农业问题的解决方式在非农经济的发展,而乡村旅游开发是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乡村地区的旅游经济的运作形式有很大的不同,这与其所在的旅游经济发展规模和旅游开发的影响形式有关,本文通过三个典型的案例分析,论述了乡村旅游经济的三种运作类型,以及政府、村民、村集体在乡村旅游经济运作中的角色。

文化与社会:我的文化研究之路

托尼·班奈特(TonyBennett)是当代英国文化研究的著名代表人物,对文化研究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的发展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他的自选集《文化与社会》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集了作者到目前为止的理论思考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作品。本文作为《文化与社会》的自序,结合文化研究的发展及作者的学术道路和生活经历,详细叙述了他自己思想的发展过程,并且对全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近现代(1895～1937)庐山旅游开发与牯岭城市化

近现代庐山旅游开发分为牯岭避暑地的形成与发展和“夏都”的繁荣与庐山全面开发两个阶段。近现代庐山旅游开发以牯岭为核心展开,并使牯岭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设施齐备、功能健全的旅游消费型城市。牯岭城市化发展催生了庐山现代旅游业并使其成为九江以外的地区次商业中心。但是,建设性破坏和人口高密度集聚导致庐山原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主要表现为植被减少、气候变暖、水源减少并受到污染等问题。

景德镇“瓷都”落选事件的文化思考

有着悠久制瓷历史、深厚文化底蕴的景德镇,却在2003年和2004年“瓷都”评选活动中落选,这反映的是一种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碰撞。本文在对景德镇近年来陶瓷工业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意欲从文化视角分析“落选”事件的成因,进而提出弘扬陶瓷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