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

• 资本权力与生命治理——以《资本论》为中心

  董彪;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和生命生产的辩证统一是人类社会存续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两种生产被纳入资本逻辑。资本在统摄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的同时，也实现了对人的生命的治理，成为资产阶级统治一切的权力形式。资本权力对生命的治理，旨在通过对代际内个体生命的持存、代际间种的生命的延续以及整个人口的规模和结构的操控，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和力量扩张。到了晚期资本主义，资本的生命治理术发生深刻变化，它以生产性而非压制性来彰显自身的合法性，以向日常生活殖民来布展自身的权力触角，以对人的生命存在的微观化、隐匿化、系统化操控来巩固自身的统治根基。科学认识资本的生命权力形式，需要以历史辩证法为指导，在肯定资本的文明作用的同时超越资本至上的发展逻辑，寻找人类实现生命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科学道路。

  2025年10期 v.45;No.467 5-13+206+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1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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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考辨

  温权;

  深刻领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旨趣，是新时代全面贯彻相关战略部署的实践要求。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中国创见，其蕴含三重彼此递进的思想层次。从直观上看，立足生产工艺的进步如何引起社会组织结构变迁的长效性机理，即可获知：“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啻为巩固中国式现代化成果，以期稳步推进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性抓手。若进一步深究，透过生产要素的革新怎样促使地缘格局重组的空间性诱因，又能看到：“发展新质生产力”毋宁说是中国对内实现全域性有序发展，对外争取国际区位竞争优势的历史性依托。归根结底，沿袭生产方式的跃迁同人类文明转折的辩证关系，则再次证明：“发展新质生产力”无异于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瞩目成就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蓝图的历史性要求。它们分别揭示出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社会史、地缘史以及文明史意蕴。从而，不仅确证了拥有全新“质态”的先进生产力，将是超越狭隘的技术视野同时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元立面的系统性工程；更意味着，中国将因之为全球共产主义的未来愿景提供可资借鉴的东方样板。

  2025年10期 v.45;No.467 14-22+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5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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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

  赵玲玉;王雨辰;

  “新的文化生命体”并非抽象的精神建构，而是“两个结合”的实践产物。从唯物史观维度审视，其坚实的物质根基在于新的物质生产实践与交往实践，其本质属性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精神表达，深刻彰显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从辩证法维度来看，“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发展呈现出内在矛盾运动中的动态平衡、传承与创新相统一的扬弃逻辑，生动体现了对矛盾规律和辩证否定观的自觉运用。从价值论维度来看，坚持人民立场，并将终极指向锚定于人类解放导向的文明新形态构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宗旨。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三个维度，深刻理解“新的文化生命体”生成发展的物质根基、本质属性、辩证逻辑及价值指向，有利于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学理认知，有利于深刻理解和掌握习近平文化思想。

  2025年10期 v.45;No.467 23-3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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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研究

• 金融支持数实融合的机理与路径研究

  夏杰长;刘帅;

  促进数实融合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推动数实融合发展，主要包括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集群三方面。金融三大业态和“五篇大文章”与数实融合均有直接或间接联系，发展数实融合，需要金融支持，而金融也具有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宗旨。在数实融合自身发展不足的基础上，金融支持数实融合的政策也存在支持数实融合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融资渠道单一、耐心资本严重不足等问题。金融支持数实融合的关键着力点应放在数字技术创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产业链金融等方面。因此，应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金融政策体系，进一步推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加强与财政政策的相互配合，打通金融堵点，建立全周期金融服务。

  2025年10期 v.45;No.467 33-43+206-207+20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9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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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生产特性的理论建构与测度体系进展

  刘奕;杨楠;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由于服务业的生产特性，传统基于制造业的生产率核算体系存在明显的适用性局限，无论是在产出的量化和调整质量的价格指数方面，还是在精准捕捉无形资本和异质劳动力投入方面均存在遗漏，从而导致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产生偏误。已有研究提出了一些前瞻性的解决思路：在产出测量方面，构建更能捕捉服务产出真实值的替代指标，引入“模型定价法”捕捉价格中质量调整的成分等；在投入衡量方面，将数据收集处理和智能系统的投资以及生产要素利用率纳入生产函数，以提高对服务业实际资本存量和劳动力闲置的识别度。此外，数据可得性及非参数估计方法的持续创新，也为降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偏误提供契机。未来应从完善统计体系和提高数据精度、建立标准化产出测度框架、深化无形资本计量方法、将消费者行为纳入生产函数等方式入手，推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框架和测度体系的建构与优化。

  2025年10期 v.45;No.467 44-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3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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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金融、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李彩平;

  绿色金融作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可利用市场机制补足农业绿色发展所需的资金缺口，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供新动能。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绿色金融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实证发现：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经作用机制分析可知，绿色金融有助于促进数字乡村建设，继而助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经异质性分析可知，与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粮食主产区、内陆地区相比，绿色金融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非粮食主产区、沿海地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门槛检验结果显示，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据此，应持续驱动绿色金融发展、着力加强数字乡村建设、制定差异化绿色金融发展机制，以期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2025年10期 v.45;No.467 57-7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8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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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对中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高江涛;袁红林;

  数字经济作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在推动粮食领域变革升级和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及二十届三中全会都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我国31个省份2010—2023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构建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采用个体时间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得出数字经济对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两者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且数字经济对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最显著的是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不显著。因此，需要夯实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战略、深化数字经济与粮食产业融合发展，以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5年10期 v.45;No.467 71-8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0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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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鲁迅研究

• 回忆的诗学：鲁迅创作与身份认同的困境

  魏巍;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把“回忆”作为创作《呐喊》的缘由，这成为我们理解《呐喊》甚至整个鲁迅文学创作的一个窗口。狂人在回忆中体现出来的焦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新青年”一代人的身份焦虑。通过回忆，鲁迅把自己从“新青年”阵营中独立出来，在对“新青年”阵营有限度认同的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独立思考现实的空间。而在回忆空间的选择上，通过有意的回避与重构，从而有效地回避了创伤记忆对现实情感的影响，为个体身份认同的完满性找到了合适的纾解渠道。

  2025年10期 v.45;No.467 83-92+20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5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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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勘鲁迅小说与重释鲁迅

  李向辉;

  鲁迅研究在现代作家研究中可以说是最为繁复、最为系统的，但是，在这些繁复、系统的研究中，思想的鲁迅、政治的鲁迅得到了充分阐释，而作为文学的鲁迅，则越来越失去存在空间。鲁迅的任何文章都被理解为政治、思想的产物，在充分重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鲁迅的时候，忽略了作为个体人鲁迅与文学鲁迅的私人领域。鲁迅研究应该以回到常识作为出发点，以回到文学常识的态度来重新理解文学经典，以回到文化常识的态度来重新理解传统文化，以回到生活常识的态度来重新理解鲁迅笔下的人物。回到文学常识、回到文化常识、回到生活常识，这是我们回到鲁迅并重新理解鲁迅小说的基本态度。

  2025年10期 v.45;No.467 93-10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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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明代官制研究

• 祖制与权变：明代武官试署职的衍生

  曹循;

  明初都督府、都司及卫所武官职级的升迁尚无一定之规，或实授，或须试用，或先以原职署理，俱由皇帝亲裁。永乐以后，试职唯有试百户、试所镇抚两级，前者用作旗军立功为官的初阶，后者主要授予各类特殊群体，皆为实授之职。宣德、正统时树立军功升擢的“祖制”作为兵部等辅佐皇帝铨叙武官的准则，否则权授署职。署职在明中叶衍生出三种类型，发挥不同功能以适配军制发展，推动荐举、武举等新制度出台，奖酬军功并抑制官俸的增长。明末又以恢复“祖制”为名赋予署职新功用。武官试署职的衍生显示，执政者所谓“祖制”由创业之君遗留的基本原则和守成诸帝推行的法令事例共同构建，后者多以“权变”名义出台，因长期施行而载入法典、融于“祖制”，从而使国家制度革新遮蔽于“祖制”话语之下。

  2025年10期 v.45;No.467 101-114+207-20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6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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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正统时期英宗重典治吏的阶段性演变

  施睿哲;方志远;

  明英宗践祚后推行的“绍述祖制”政策，本质上是依靠重典治吏实现皇权重构的政治实践，与英宗幼年即位所面临的权力危机及宣宗、太皇太后张氏构建的辅政体系存在直接关联。正统时期的重典治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宣德十年至正统七年，这一阶段以立威示警为主；第二阶段为正统八年，英宗以典型案件震慑朝臣，“刘球案”“薛瑄案”“李时勉案”集中体现了司法权向宦官集团的倾斜；第三阶段为正统九年至正统十四年，在这一阶段中，随着明王朝内忧外患的不断浮现，英宗驭下愈发严厉，重典治吏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正统时期的重典治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仁宣以来宽松的内外政策与政治风气，朝臣不作为的怠政之风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提升了行政效能，但朝堂也在英宗和王振的重压之下“万马齐喑”，成为土木之变前夕明朝庙堂决策失衡的重要因素。

  2025年10期 v.45;No.467 115-12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5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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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吏员出身授官程序及其演变

  罗国澄;

  明代吏员出身者是基层文官的重要来源之一。其选拔制度最初效仿元制，吏员三考役满便可出身授官。此后，明廷陆续补充完善吏员文册造缴与审查的规范。然而，明代文选独重科举，导致考满出身的吏员出路狭窄，壅滞现象日益严重。为应对这一问题，朝廷逐步确立出身考试与省祭候选等制度，旨在裁汰庸劣、疏通选途。几经调整，明代吏员出身授官制度在形式上趋于完备与规范，标志着对元代制度遗产整合的完成。但在“崇重资格”的文选原则主导下，这套日趋严密的机制并未能有效引导吏员勤勉任事，反而因其苛刻僵化加剧了吏治弊端的泛滥，最终持续侵蚀着明王朝的统治根基。

  2025年10期 v.45;No.467 126-1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5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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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 公安机关独立型案件管理模式之提倡

  贺小军;

  案件管理工作是公安机关强化内部监督制约的重要举措。因我国立法对案件管理部门权责缺乏清晰界定，现行公安机关案件管理模式存在内设型、合署型与独立型三种型态。根据权力分立理论，内设型与合署型存在一定的缺陷，都不能成为理想的案件管理模式。有学者质疑独立型案件管理模式不符合整体性治理观，但是并不成立。相反，独立型案件管理模式融合了权责分立理论与整体性治理观。而且，根据案件管理的目标和职责、已有监督管理部门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资源可行性等标准进行检视，独立型案件管理模式恰恰符合公安改革要义。不过，独立型案件管理模式实施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未来，应当从明确案件管理职能定位、统一案件分配标准以及推进案件管理数字化全覆盖等方面着手优化独立型案件管理模式。

  2025年10期 v.45;No.467 136-147+20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6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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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察公益诉讼新领域扩张规制论

  柯阳友;潘帅;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经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面推进，形成了范围广泛的“4+11”格局，并仍向着新领域继续扩张。新领域探索应以“扩张论”为基础，聚焦于公益诉讼的核心概念“公共利益”，通过初步廓清公共利益的外延边界，从个体利益角度划分公共利益类型，为新领域扩张探明方向。为限制检察机关“扩权”本能造成新领域案件范围的无序扩张，检察公益诉讼新领域探索工作须受到公众参与理念、公益损害性质、公益损害程度等实体性约束，以及公众参与程序、诉前程序、法院审查等程序性规制，以合理界定公益标准，减少检察公益诉讼与公共利益相割裂的风险。

  2025年10期 v.45;No.467 148-15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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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暴力事实认定难题之求解——以部门法的价值分野为视角

  杜启顺;

  婚姻家庭社会功能发挥的现实需要决定了公权力需要尊重其利益表达以实现较低的社会控制成本。因此，刑法、行政法和民法皆阻滞家庭关系根本性解构，对干预家庭自治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这种克制进一步表现为对家庭暴力的审慎认定和干预。迥异于纯粹的公法和私法的价值逻辑，《反家庭暴力法》的社会法价值定位及其独特的家庭暴力处置方法决定了其应具有与众不同的家庭暴力事实认定策略，这种策略应表现为横向层面的家庭暴力的内涵丰富和纵向层面的家庭暴力事实认定标准的层级化。

  2025年10期 v.45;No.467 159-16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6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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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

• 概念史视域下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柳珊;

  清末以来，“文化”与“文明”成为中国社会、学术思想领域中的两个关键词，被胡适、陈独秀等众多近现代学人关注和讨论。新中国成立后，“有文化”“讲文明”也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文化”与“文明”经常被当作同义词使用，但两者存在本质区别。从概念内涵和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文明是褒义词，文化是中性词。文明更具普遍性、进步性与功利性，而文化的特殊性、保守性与非功利性特征更加鲜明。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需要在厘清“文化”与“文明”差异的基础上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进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

  2025年10期 v.45;No.467 170-178+20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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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媒体视域下汉字文化的国际传播

  潘晨婧;

  汉字文化的国际传播模式已经从传统模式转向融媒体模式，融媒体技术的传播特征集中体现了数字时代信息生态的革新逻辑。汉字文化国际传播的核心在于通过技术整合重构传播范式，从而形成多维度、立体化的传播体系。汉字文化的国际传播特质与融媒体之间具有契合机制，汉字文化的融媒体传播本质上是传统字符基因与数字科技文明的深度配适过程，可以实现从笔法规律提取到全网参与意义重构，再到创造性书写的跨越。在融媒体技术的推动下，汉字文化国际传播在方式革新、智能策略、评估体系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从而实现更大范围、更深力度、更高质量的传播效果。

  2025年10期 v.45;No.467 179-18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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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强国视野下主流媒体系统构建与传播力提升

  龚莉芹;

  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主流媒体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主体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中坚力量，正面临从传统舆论阵地向现代传播平台的跃升。随着“四全媒体”理论的提出与实践深化，媒体融合已进入系统重构阶段，但在内容供给、技术平台、组织机制、传播效能等方面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亟须科学研判与战略优化。主流媒体应提高全程策动、全息表达、全员协同、全效评估四大能力，构建与文化强国相匹配的传播力生态系统。唯有通过全链路、全形态、全角色、全效能的系统性升级，方能实现主流媒体在新时代文化战略中的价值重塑与功能拓展。

  2025年10期 v.45;No.467 187-19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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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新锐论坛

• 良法视域下法律清理的实践审视与路径优化

  饶正奇;

  早在1954年我国就开始着手法律清理的相关工作，但长期停留在操作层面，并未通过立法进一步巩固实践成果，使其制度化、精细化。2023年3月《立法法》修订新增第116条，将法律清理的相关内容以法条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其上升到基本法律的高度。立法工作者应当对此予以重视，细致分析《立法法》第116条规定，从理论角度准确把握法律清理的主体、对象、实施标准、实施方式等相关内容。当前法律清理实践中还存在法律清理的定义有待进一步明确、法律清理程序尚需完善、法律清理的技术不够精细、立法监督力度不够、地方立法定位不精准等不足之处。明确法律清理的含义、完善法律清理具体程序、改进法律清理的方式方法、建立清理后评估制度、加强对地方法规清理的指导等具体举措，可以切实改进当前实践中存在的不足，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维护我国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确保重大改革决策于法有据、有法可依。

  2025年10期 v.45;No.467 195-20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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