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治毒品犯罪的立法模式与修正路径Legislative Models for Punishing Drug-Related Crimes and Paths for Reform
包涵
摘要(Abstract):
惩治毒品犯罪的中国立法呈现出犯罪圈扩张和法定刑严厉的“双重挤压”态势,即通过竭力回溯上游行为并予以犯罪化以及严厉惩戒供给行为,遏制毒品流入非法渠道,从而保护社会秩序和公众安全。这一立法思路建立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重刑文化之下,并且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取得了直观的效果。但是,在目前开放共治和广泛互嵌的社会治理形态下,“厉行禁毒”政策逐步陷入边际效应递减的局面。毒品犯罪的立法倾向以及具体建构,应当立足于科学梳理和解剖毒品犯罪本质特征的基础之上,通过合理设定犯罪类型、适度规范犯罪圈和设置科学的配刑阶梯,在有限使用司法资源的前提下,实现毒品犯罪治理效果的最大化。
关键词(KeyWords): 毒品犯罪;法益类型;厉行禁毒;适度扩张;配刑阶梯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公安学科领域标识性概念研究项目“人民禁毒战争:新时代中国特色毒品治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体系”(2025JBGSZD06)
作者(Author): 包涵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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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当前大多数观点都“天然地”认为中国的禁毒政策具有“重刑”“严打”或“打击优先”的倾向。例如:何荣功《我国“重刑治毒”刑事政策之法社会学思考》(《法商研究》2015年第5期);曾粤兴、孙本雄《当代中国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检讨与修正》(《法治研究》2019年第2期);王宏玉、潘振生《犯罪经济学视角下毒品犯罪防控“悖论”解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黄明儒、曾亚丽《从供需法则看“严打”毒品犯罪刑事政策》(《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胡江、于浩洋《新中国70年来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变迁与完善——从“打击”走向“治理”》(《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 (2)1979年《刑法》第171条:“制造、贩卖、运输鸦片、海洛因、吗啡或者其他毒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罚金。一贯或者大量制造、贩卖、运输前款毒品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3)《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草案)》第2条:“凡有下列罪行之一的毒犯,处十年以上之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情节特殊严重者处死刑:(一)一贯出资大量制造毒品的业主,一贯专业制造毒品。” (4)199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第2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该条的规定与1997年《刑法》第347条完全一致。 (5)《刑法》第347条第1款“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第2款“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第356条“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节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第357条第2款“毒品的数量以查证属实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 (6)《禁毒法》第25条,《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3条。 (7)根据“裁判文书网”检索,涉及“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的案件,2013年至2022年共有275件,其中一审273件,二审2件,纯粹仅以“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作出的判决有30件。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大规模查缉并非以发现涉毒违法犯罪为执法依据,甘肃省舟曲县2016年到2018年在林地踏查等活动中,就查处了7起案件,占所有类案的23.3%。这些案件大致分为三类:其一是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同时持有种子,但种植的植物尚未达到定罪数量,因此被认定为本罪;其二是生产经营食品,在食品中添加罂粟(含有带壳的种子),也是因涉食品安全的犯罪证据不足难以认定,被认定为本罪;其三是个人因治疗等需要收藏毒品原植物种子,但在公开查缉的过程中被查到,被认定为本罪。这三类案件都与将原植物种子播种、制成毒品并予以散布的状态相隔甚远。 (8)《刑法》第357条规定的再犯,实际上极其特殊,其要求前罪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且只要求“判过刑”,这与一般累犯规定的“故意犯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五年内再犯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等条件有着层层嵌套,极易出现交叉适用和重复评价,特别是在前后犯罪有不同追诉时效的情形下,如何适用将是非常麻烦的问题。客观上来看,毒品再犯并不比一般累犯有特殊之处,规定再犯的意图用累犯制度也可以解决。 (9)比较典型的是1987年《海关法》第47条,将“走私毒品”作为普通走私罪予以处罚,实际增设了“走私毒品罪”。1979年《刑法》第171条只规定了“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因此《海关法》起到完善刑法的作用,即便这样的立法手段存在诸多问题,但客观上对促成毒品犯罪罪名体系有着推动作用。 (10)1990年《关于禁毒的决定》体系性地规定了毒品犯罪的罪名与刑罚,199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法发[1994]30号)对其作出比较全面的解释。因此我国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关于禁毒的决定》并未失效,将刑事责任的部分并入刑法,成为1997年《刑法》的形式来源。 11这些数据来源于2017—2024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按照报告原文,每年度的统计口径都有些微区别,因此笔者选出最直观的数据予以呈现。 12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第1条);非法持有毒品罪(第3条);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第4条第1款);窝藏毒品、毒赃罪(第4条第1款);掩饰、隐瞒毒赃性质、来源罪(第4条第1款);非法运输、携带制毒物品进出境罪(第5条第1款);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第6条);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第7条第1款);强迫他人吸毒罪(第7条第2款);容留他人吸毒并出售毒品罪(第9条);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第10条第2款)。参见199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法发[1994]30号)第1条。 13法定刑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和“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变更为三档,保留了最低档法定刑,第二档改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增设“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4在“法信”数据库“类案检索”搜索裁判文书,笔者发现,第347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有301979件,第354条规定的“容留他人吸毒罪”有189902件,第348条规定的“非法持有毒品罪”有91717件,容留他人吸毒罪能占到所有毒品犯罪的30%左右。 15包括:“(一)一次容留多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二)二年内多次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三)二年内曾因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受过行政处罚的;(四)容留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五)以牟利为目的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六)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造成严重后果的;(七)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同时规定:“向他人贩卖毒品后又容留其吸食、注射毒品,或者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并向其贩卖毒品,符合前款规定的容留他人吸毒罪的定罪条件的,以贩卖毒品罪和容留他人吸毒罪数罪并罚。” 16相关数据库数据显示,容留他人吸毒罪在毒品犯罪中的占比大致为27%-30%,仅次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在部分省份,例如江西、江苏、安徽等地,占比达到45%以上,有些判例将车辆等“具有控制权、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场所”也认定为容留的场所,在实践中已经出现大量为了逃避更重的犯罪(贩卖毒品)或者更严厉的处遇(强制隔离戒毒)而“伪造”容留他人吸毒的现象,这是容留他人吸毒罪日益增多的重要因素。 17 2008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18]324号)第6条规定:“运用特情侦破毒品案件,是依法打击毒品犯罪的有效手段……行为人本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而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的,属于‘犯意引诱’。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18 在打击毒品犯罪的司法实践中,运输毒品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是适用较多的罪名,原因在于,这两个罪名证明标准较低且允许较大程度的主观推定。要证明贩卖毒品,一般来说需要找到交易上下家和交易目的,这在实践中很难满足,有时即便获取了上下家信息但没有抓获或者相关证据不够扎实,也无法证明行为人具有贩卖行为。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主动适用运输毒品罪或非法持有毒品罪就很常见,一方面,运输毒品罪法定刑与贩卖毒品罪是一致的,至少在外观上不影响“打击效果”;另一方面,这些罪名的认定相对“安全”,对于推进诉讼进程、完成案件办理有积极作用。 19 即使《禁毒法》第2条第2款制定了“合法使用”条款,但保障这一“合法使用权”的条文和规范都极少,仅有第21条提及“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实验研究、生产、经营、使用、储存、运输实行许可和查验制度”,但相对的,表达惩戒倾向的条文极多,例如第8条,“国家鼓励开展禁毒科学技术研究”,这里的“禁毒科学技术”所涉的范畴是“缉毒技术、装备和戒毒方法”,并不包括毒品作为医疗、教学或科研用途的技术。 20 绝大多数观点都认为,“笑气”管制存在法律漏洞,所以应该被纳入毒品的范畴予以管制,以便惩戒。例如张瑞萍《“笑气”管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郭凤军、吴鹏《我国“笑气”犯罪的现状和治理对策研究》(《警学研究》2022年第2期);韩丹东、王意天《“笑”里藏毒管控“笑气”刻不容缓》(《法治日报》2021年10月11日第4版)。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通过分析笑气入毒的适格性和管制效益可知,笑气入毒并不是最佳的规制手段。笑气的‘易获得性’是导致笑气滥用的最主要原因,应利用此特性来反制此问题,将笑气规制的核心定位为销售和购买管制”,但这样的论点在当前的研究中显得极其稀缺。参见谢川豫、郑灵吉《论笑气滥用问题的规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21 2017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禁毒报告(2018)》,2018年至2020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毒品/毒情形势报告》(其中2020年之前的被称为“毒品形势报告”),在此之后,报告不统计戒毒人员分类和适用措施数据,因此这是距离当前最近的且权威的统计数据。 22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1条第1款规定了“办理治安案件所查获的……吸食、注射毒品的用具……应当收缴,按照规定处理”,但并没有提及提供吸食、注射毒品用具的惩戒措施。当前只有一些地方性禁毒立法已经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例如《江西省禁毒条例》第63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明知或者应当明知是吸毒人员仍向其提供吸食、注射毒品用具的,由公安机关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但类似规定只存在于地方性立法,层级不高,作为惩戒性的规则,还有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风险。 23 第54A条是关于吸毒成瘾的处遇。该条规定,若同时违反第36和第54A条而被定罪且在同一法律程序中因犯有其他罪行而被定罪,并因该罪被处以监禁9个月以上,则需考虑惩教署署长的治疗和康复护理建议,被采取类似于我国大陆强制隔离戒毒的“拘留性措施”(custodial sentence)。意即,若吸毒成瘾的同时又兼具第36条持有吸毒工具行为的,则最多可被处以3年有期徒刑。